中小学欺凌和暴力的影响因素



使用两阶段抽样法,从全国29个县(区)中抽取10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有关校园欺凌状况的调查。调查发现:被欺负状况比实施欺负状况更严重;年级、是否住校、父母是否在外打工对被欺负和欺负有不同的影响;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安全教育对减少被欺负和欺负都有作用,但对不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教育科学研究杂志社于2017年10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举办了以学生欺凌和暴力为主要议题的第三届《教育科学研究》学术论坛。来自全国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基于理论思考和实践研究,深入研讨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对策,探讨学生欺凌和暴力的预防、处置和善后措施,以期进一步增强学校应对危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创设阳光、安全的校园氛围。为此,本刊从本期起将连续两期刊发“学生欺凌与暴力问题研究”的专题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从现状调研、国际比较等方面探讨学生欺凌和暴力问题。

摘要

使用两阶段抽样法,从全国29个县(区)中抽取10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有关校园欺凌状况的调查。调查发现:被欺负状况比实施欺负状况更严重;年级、是否住校、父母是否在外打工对被欺负和欺负有不同的影响;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安全教育对减少被欺负和欺负都有作用,但对不同学生群体的作用存在差异。对校园欺凌的预防,一方面要抓住学生中的重点群体,另一方面应根据不同学生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

关键词

欺负;被欺负;校园欺凌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校园欺凌问题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2016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拉开了专门治理校园欺凌的大幕。可以说国家对校园欺凌的重视程度和治理决心都是空前的。

对校园欺凌实际状况的客观评价是科学防治校园欺凌的前提和基础。哪些因素影响校园欺凌、校园欺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哪些学生群体易卷入校园欺凌等都应明晰,但目前来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较少,尤其大规模调查研究更少。

国内已有的有关校园欺凌的调查分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媒体关于校园欺凌的报道进行分析,另一类是直接调查可能涉及欺凌与被欺凌的学生。校园欺凌状况究竟如何,学生自身最有发言权。因此,媒体的报道显然不能反映目前校园欺凌的真实状况;而已有的实际调查存在样本量偏小、距今时间长和数据分析简单等问题。笔者在全国层面抽取了10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网络调查,对校园欺凌的现状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希望为相关部门制定校园欺凌的防治对策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1、抽样方法

本调查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率的抽样方法,抽样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抽取县(区)。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共2870个有常住人口的县(区)级行政单位中抽取29个县(区)。第二阶段:抽取学校、确定参与调查的学生。由于涉及的区县太多,笔者授权委托上述29个被抽到的县(区)教育局负责学校安全的工作人员,在本县(区)随机抽取10所小学、6所初中、2所高中和2所中职学校,要求同时包含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寄宿学校与非寄宿学校;然后,再由县(区)教育局工作人员按要求从所抽取的学校中抽取学生。调查对象为被抽到小学的所有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被抽到初中的所有初一和初二学生、被抽到高中的所有高一和高二学生及被抽到中职学校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至少包含6个不同专业)。

2、被测群体特征

按照上述抽样方法,最终确定参与网络调查的中小学生共105,176名。除去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04,834份,学生的分布情况见表1。

3、调查工具与数据处理

本次调查问卷的问题除人口学变量外,还包含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你在学校被同学欺负过吗?”“你在学校欺负过同学吗?”(考虑到中小学生可能难以理解校园欺凌这个词,因此采用了欺负与被欺负的概念);这类问题的选项为“从来没”、“偶尔”和“经常”。第二类问题是“你们学校开展过下列教育或采取过下列措施吗?”,选项包括“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所有被调查的中小学生都采用网络作答的方式完成问卷,收集到的数据采用统计软件SPSS23.0进行分析,使用的统计方法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在处理数据时,为了使欺负和被欺负的状况能够被量化,“从来没被欺负”或“从来没欺负”的记1分,“偶尔被欺负”或“偶尔欺负”的记2分,“经常被欺负”或“经常欺负”的记3分,得分越高代表学生被欺凌或欺凌他人的程度越严重。

三、研究结果

1、总体状况

所有中小学生被欺负的平均值为1.38,欺负的平均值为1.21,表明被欺负比欺负状况更严重。各因素的具体影响效应见表2。从表2可以看到,无论是被欺负还是欺负程度,男生的得分都比女生高、不住校的比住校的高、父母在外打工的比没在外打工的高、没进行法治教育的比进行的高、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比进行的高、没进行安全教育的比进行的高。这表明男生、不住校的学生、父母在外打工的学生更容易被欺负或实施欺负,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或安全教育总体上是有效果的。而且,无论是被欺负还是欺负程度,年级的影响都显著:就被欺负而言,小学高年级学生得分最高,初中生次之,高中生和中职生最低且二者间没有显著差异,整体随年级的增高呈现得分下降的趋势;就欺负而言,小学生和初中生之间没有差异,其得分显著高于高中生和中职生,高中生和中职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2、性别与其他因素的交互影响

性别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见表3。

由表3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在小学阶段被欺负的现象都最严重,且男生和女生实施欺负最多的年级分别为初中二年级和小学五年级。进行性别和年级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无论是以被欺负程度还是欺负程度为因变量,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均显著(对应的F值分别为3.93和8.40,p<0.01),表明男生和女生被欺负和欺负程度随年级增高的变化特点不同。具体来说,就被欺负程度而言,无论哪个年级都是男生比女生高;男生中,除高中一年级、中职一年级和中职二年级间几乎无差异外,其余年级间差异均较明显,且小学四年级和小学五年级学生得分较高;女生中,初中一年级与初中二年级学生间基本无差异,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中职一年级和中职二年级间亦基本无差异,且小学四年级和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得分较高。就欺负程度而言,男生中分值较高的年级为初中二年级、小学四年级和小学五年级,次之的是初中一年级和高中二年级,其他三个年级得分最低;女生中得分最高的是小学五年级,次之的是小学四年级、初中一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其他四个年级得分最低。不同性别的学生被欺负和欺负状况随年级的变化趋势分别见图1和图2。

第二,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是不住校的容易被欺负。进行性别和是否住校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在被欺负程度上不存在交互作用,表明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是不住校的相对住校的容易被欺负。但在欺负程度上性别与是否住校的交互作用显著(F=15.21,p<0.01),男生中住校的和不住校的没有显著差异,女生中不住校的比住校的得分高,表明住校与否并不影响男生实施欺负,但对女生有影响,不住校的女生更容易实施欺负。

第三,父母在外打工的男生被欺负和欺负状况都较严重。进行性别和父母是否在外打工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二者在被欺负程度和欺负程度上都不存在交互作用,说明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的相对更严重,且父母在外打工的男生比父母在外打工的女生得分更高。

第四,进行法治教育对男女生都有效,但对男生效果更明显。进行性别和是否接受过法治教育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二者在被欺负和欺负程度上都不存在交互作用,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是没接受过法治教育的得分更高,表明法治教育对男女生都有效。但效果的大小存在性别差异:在被欺负程度上,法治教育对减少男生被欺负程度更有效;在欺负程度上,没接受过法治教育的与接受过法治教育的男生得分之差为0.17,而女生的得分之差为0.10,表明法治教育对减少男生欺负更有效。

第五,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对男女生都有效,但对男生效果更明显。对性别和是否接受过心理健康教育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二者在被欺负和欺负程度上都不存在交互作用,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是没接受过心理健康教育的得分更高,表明心理健康教育对男女生都有效。但效果的大小存在性别差异:在被欺负程度上,没接受过与接受过心理健康教育的男生得分之差为0.14,而女生的得分之差为0.11,表明心理健康教育对减少男生被欺负程度更有效;在欺负程度上,没接受过与接受过心理健康教育的男生得分之差为0.10,而女生的得分之差为0.06,表明心理健康教育对减少男生欺负程度更有效。

第六,进行安全教育对男女生都有效,但对减少男生欺负程度更有效,对减少被欺负程度没有性别差异。对性别和是否接受过安全教育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二者在被欺负和欺负上都不存在交互作用,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是没接受过安全教育的得分更高,表明安全教育对男女生都有效。但效果的大小存在性别差异:在被欺负程度上,没接受过与接受过安全教育的男生得分之差为0.30,女生的得分之差也为0.30,表明进行安全教育对减少男生和女生被欺负程度没有差异;在欺负程度上,没接受过与接受过安全教育的男生得分之差为0.34,而女生的得分之差为0.30,表明安全教育对减少男生欺负程度更有效。

3、年级与其他因素的交互影响

年级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见表4,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是否住校的影响在不同年级间有差异。进行年级和是否住校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二者在被欺负和欺负程度上都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值分别为22.40和45.67,p<0.01)。就被欺负程度而言,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住校生的得分比不住校生高,这种差异随着年级的增高先变大后变小,到初中阶段达到最大,说明住校带来的影响先增后减;对中职生而言,住校的影响发生了反转,不住校生比住校生得分高。就欺负程度而言,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住校生得分比不住校生高,住校与否间的差异随年级的增高越来越小;对中职生而言,不住校生比住校生得分高。综合来看,住校最容易导致初中生被欺负,最容易导致小学生实施欺负。是否住校的学生被欺负状况和实施欺负状况随年级的变化趋势分别见图3和图4。

第二,父母在外打工对初中生和小学生的影响最大。进行年级和父母是否在外打工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在被欺负和欺负程度上都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值分别为8.76和8.84,p<0.01)。无论是被欺负还是欺负程度,除中职一年级学生外,其余年级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的比不在外打工的得分更高。从分值差异来看,父母在外打工最容易导致初中生被欺负,更容易导致初中生和小学生实施欺负。

第三,法治教育对高年级学生所起的作用较大。进行年级和是否接受过法治教育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二者在被欺负和欺负程度上都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值分别为7.77和15.32,p<0.01),无论哪个学段的学生都是没接受过法治教育的得分更高,表明法治教育对所有学段学生都有作用,但作用的大小在不同年级间有差异。就被欺负程度而言,从是否接受法治教育的得分差异来看,总体上呈现出年级越高差异越大的特点,其中,初二、高二和中职二年级学生的差异最大、小学四年级学生差异最小。关于欺负,从是否接受法治教育的得分差异来看,总体也呈现出年级越高差异越大的特点,其中,高二和中职二年级的差异最大、小学四年级学生差异最小。

第四,心理健康教育对高一学生所起的作用最小。对年级和是否接受过心理健康教育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二者在被欺负和欺负程度上都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值分别为7.06和7.38,p<0.01),各学段学生都是没接受过心理健康教育的得分更高,但是否接受过心理健康教育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影响作用大小不同。就被欺负程度而言,心理健康教育对高二学生作用最大、对高一学生作用最小;就欺负程度而言,心理健康教育对初一学生作用最大,高一学生作用最小。

第五,安全教育的作用对中职二年级学生所起的作用较大。进行年级和是否接受过安全教育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二者在被欺负和欺负程度上都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值分别为20.39和23.80,p<0.01),各学段学生都是没接受过安全教育的得分更高,但是否接受过安全教育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影响不同。就被欺负程度而言,安全教育对中职二年级学生作用最大、对小学四年级学生作用最小;就欺负程度而言,安全教育对中职二年级学生作用最大、对高一学生作用最小。

4、是否住校与其他因素的交互影响

考虑到是否住校可能与其他因素存在交互作用,所以对是否住校与其他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又进行了分析,得分情况见表5,分析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不住校且父母在外打工的学生被欺负和实施欺负的状况均更严重。进行是否住校和父母是否在外打工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二者在被欺负和欺负程度上都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就被欺负程度而言,无论父母是否在外打工,不住校生比住校生的得分均要高,其中不住校且父母在外打工的学生分值最高,说明其被欺负状况最严重。在欺负的状况上也如此。

第二,没接受法治教育的学生中不住校的更容易被欺负。对是否住校和是否接受过法治教育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二者在被欺负程度上不存在交互作用,但在欺负程度上存在交互作用(F=5.817,p<0.05)。就被欺负程度而言,无论是否接受法治教育,不住校生都比住校生得分高,其中没接受法治教育又不住校的学生得分最高。就欺负程度而言,接受法治教育的学生中不住校的比住校的得分略高,但没接受法治教育的学生中是否住校无差异。

第三,没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生中不住校的更容易被欺负,也更容易实施欺负。对性别和是否接受过心理健康教育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二者在被欺负和欺负程度上都不存在交互作用,无论是否住校都是没接受过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生得分更高。无论被欺负还是欺负程度,没接受过心理健康教育的不住校生分值都最高。

第四,没接受安全教育的学生中不住校的更容易被欺负,住校的更容易实施欺负。对是否住校和是否接受过安全教育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二者在被欺负程度上不存在交互作用,但在欺负程度上存在交互作用(F=11.93,p<0.01)。就被欺负程度而言,无论是否接受安全教育,不住校生都比住校生得分高,其中没接受安全教育又不住校生得分最高。就欺负程度而言,接受安全教育的学生中不住校的比住校的得分高,但没接受安全教育的学生中却是住校的更高。

5、父母是否在外打工与其他因素的交互影响

进一步分析父母是否在外打工与是否接受过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与安全教育之间的交互作用,得分情况见表6。结果表明,父母是否在外打工与是否进行三种教育之间都没有交互作用,无论父母是否在外打工,都是没接受相应教育的比接受的学生得分更高。因此,父母在外打工的学生应为进行三种教育的重点群体。

四、启示与建议

对校园欺凌应实施精准防治,“精”是指精确地找到防治对象,“准”是指对这些对象采取正确的干预措施。因此,一方面应考虑重点人群;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如何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干预。

1、定位重点群体

调查表明,就被欺负而言,男生、小学高年级学生、父母在外打工的男生、父母在外打工的小学四年级学生被欺负状况相对较严重;就欺负而言,初二的、父母在外打工的男生,小学五年级的、不住校的女生,住校的小学四年级学生,父母在外打工的小学五年级学生相对较严重。在开展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时应以这些群体为重点关注对象,并且对于被欺负和欺负要分开来考虑。从调查结果来看,小学生尤其是小学高年级学生群体的校园欺凌问题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从小学阶段就开展校园欺凌预防工作很有必要。本次调查发现,父母在外打工的学生、住校的小学生和初中生相对容易被欺负和欺负别人,住校最容易导致初中生被欺负和小学生实施欺负,因此尤其要重点关注父母在外打工的、住校的小学生和初中生。

2、反思教育预防

避免校园欺凌应该以教育预防为主[1],杜绝校园欺凌现象的根本是改善教育[2],对此笔者非常认同。目前学校开展的相关教育也不少,如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但对其效果如何、哪些因素会影响效果、如何改进等问题的探讨还较少。本次调查对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进行了评估,从结果来看法治教育对减少男生、中职二年级学生、不住校学生及父母没在外打工的学生被欺负状况的作用较大,对减少男生、中职二年级学生、高中二年级住校生和父母没在外打工学生实施欺负状况的作用较大;安全教育对减少中职二年级学生、不住校学生及父母没在外打工学生被欺负状况的作用较大,对减少男生、中职二年级学生、住校生和父母没在外打工的学生实施欺负状况的作用较大;心理健康教育对减少男生、高中二年级学生、不住校学生和父母在外打工的学生被欺负状况的作用较大,对减少男生、初中一年级学生及父母没在外打工学生实施欺负状况的作用较大。我们在开展各项教育工作的同时也应反思相同的教育为什么只对部分学生起作用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目前,学生接受安全教育的比率为94.4%,接受法治教育的比率为75.4%,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比率只有45.9%,学校应加大开展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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